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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来源:极速快乐十分-首页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发稿时间:2020-06-05 15:46:01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韩国统一部呼吁民众不要向朝鲜“放飞”传单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高宁今年60岁,是上海某高校日语系教授,2017年,他检查出肠癌,很快接受了手术。手术很顺利,按计划,做完8次化疗后他就可以重返讲坛,“写他没写完的书和文章,继续带学生。”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“高宁,跟我碰碰脑门子。”孟红(化名)像一个初为人母的妈妈爱抚婴儿一样,侧身低头柔声说道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高宁接受手术第二天,孟红把“高宁,跟我碰碰脑门子”这句话重复了60次,“不把他叫到跟我碰头我就受不了。”这是她的精神支柱,她认为,即使丈夫大脑中的很多功能都坏掉了,但仍有某个认知系统在运转,她相信自己终有一天能帮他把其他系统唤醒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和植物人家属打了近十年交道,杨艺对植物人家庭所处困境感触颇深,“真的是把陪护者和家庭都拽进去了,他们可能无心工作,也无心生活,如果有50万病人,就对应着50万个家庭。”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“他们最终能走到什么程度,医生只能发挥30%-40%的作用,其余只能靠家人护理。”杨艺说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伊丽苏娅说,植物人也是有其生命权和健康权的,随着社会发展,这个群体会越来越庞大。政府有关部门应该用前瞻性的眼光,基于植物人的特殊性和特殊需求,早日为植物人群体提供一些政策依据和制度安排。“只有政府定位了,提出政策导向,下面才能根据政府主导,调动更多社会力量帮扶植物人。”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杨朋说,妻子现在可以像牙牙学语的孩子那样发出声音,提醒他换尿裤,眼睛和头可以随着他移动,自己会用奶瓶喝水,别人把她的身体放好后,她可以自己坐着……总之,他看到妻子在一点点康复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打听之下,老安找到了一家托养中心,“最起码不像养老院,没有那种压抑感。”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延生托养中心,老安正为妻子做肢体按摩。新京报记者 张胜坡 摄